时间: 2024-12-11 07:53:18 | 作者: 布料类
由于“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7年2月下旬，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为培养干部，以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年3月，总部从全军各部队中抽调了七、八十名干部，在云阳镇组成政治训练队(简称政训队),我参加了政训队的学习和训练。
政训队队部设在云阳镇上的城隍庙里。部队工作人员就住在庙内，我们学员住在对面的戏台上。政训队的日常工作由总部保卫部长杨奇清主持，学员队长由于广文(原二方面军保卫部长)担任，支部书记是许凤翔(原红七军干部)。全队分为几个学习组，我是其中一个组的组长。
我们学习政治、军事、文化等课程，同时学习侦察业务技术，学汽车驾驶、摩托车驾驶、马术等知识和技能，还学习拉丁字母和日语、英语的简单会话。
课程多是中央和总部领导亲自讲授。任弼时讲《中国革命和中国》,讲《反法西斯》,左权讲军事课，杨奇清讲保卫业务课，博古也来讲了课。周恩来作形势报告，讲的主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政策。这对我们正确认识不久以后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问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门侦察、情报和社交常识课，教员是袁晓轩。他的妻子程乔教拉丁文。日语课教员是武亭。他是个朝鲜，后来回国，担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除了学习以上课程，还学跳高、跳远，学打篮球等。学习和训练都是严格认真的。拿打篮球来说，我们先和当地女学生比赛，赛不赢女学生就说明我们技术不行，这样做才能够激励大家练球的积极性，因此打得很认真，水平提升很快。
没多久，我们便可以跟云阳镇上的男女学生球队比赛了。我们的学习和训练，都是为了在国共合作后进驻城市，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而进行强化训练。当时，上级决定在我党机关进驻西安时组建我军宪兵队，内部决定我为队长，在政训队里挑选20多人准备作宪兵队骨干，并且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
正在学习和训练的时候，“七 ·七”事变发生了。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根据国共合作协议，我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防区在山西大同、察哈尔省、绥远省。
在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公布之前，总部保卫部长杨奇清就先给我们一部分人作了传达。听了传达，开始我们都想不通，觉得摘下红星帽，换上个帽，这不就是投降了?大家晚上睡不着觉，有些甚至哭了。
后来周恩来副主席给我们作形势报告，他讲统一战线的重要，讲国共合作，讲团结抗日，说改编是从全局考虑，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
他说：你们想一想，你化装出去工作，有时也戴军帽嘛，你变了没有?我们改编，不过象化装一样，你不变，事情就不会变……
这时，上级改变了我们这部分人进驻西安的计划，转而由我们组成总部情报组，作为先遣人员，开展情报工作。
袁晓轩带着我们，从云阳镇出发，徒步到达咸阳，住了一宿。就从这里起，我们开始实践在政训队学到的知识—次日一早，我们即换上学生装，穿着西装短裤和白短袖上衣，带上组织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流亡学生证件，乘上汽车前往西安。
当时，对我们已不能公开采取敌对行动了，但他们暗中仍然没有停止捣乱。因此，当我们的汽车到达西安城西关时，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军警的纠缠，我们把行李留在车上(所谓行李，就是贴身携带的毛巾、牙刷及几件换洗的学生服装，没有别的东西),20多人全部上车，装成郊游的学生回城的模样，走进城门，然后再下汽车。
到了西安，我们就想了解城市生活，尽快地熟悉城市，以便适应今后新的工作环境。
住下后，我们有6个人在当天午后，相邀出了办事处后门，进入革命公园。在假山曲径之间逛了一阵之后，我们又从公园大门出去，顺着一条大街往前走，到了西安的闹市区东大街。
这里有一家叫“珍珠泉”的澡堂，刚刚开张，门面很引人，我们顺便进去洗澡。澡堂伙计见我们这些学生，像是富家子弟，便殷勤招呼，把我们带到楼上。大家脱下衣服，挂在衣帽架上，分别走进单间的盆塘浴室里去。
洗罢澡出来，在休息间里，澡堂伙计已为我们每人摆上了三杯用不一样的颜色的玻璃杯盛着的水。这下可把我们难住了，我们不知道哪种颜色的杯里盛的是漱口水，哪个杯里盛的是饮用水，分不清又不好问。
大家都看着我。我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说：“这么多东西，算了!谁愿意用谁用去，咱们走吧!”
说罢就吩咐伙计：“结帐吧。”洗一次澡，每人大洋一元。付了款，我们走出“珍珠泉”。来到大街上，大家都禁不住相视而笑起来。
我们正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听到警察在街头广播通知行人，今晚8时起，全城!我急忙掏出怀表看，已经过了7点，我们得赶紧回七贤庄。这时如果走原路回去，时间已经来不及，要是在公园一带被宪警查问，就会惹出麻烦来。
但我们谁也没走过大街，不知该怎么走。我们只好一面在街上走，一面找洋车夫。问了两个洋车夫，都说不知道七贤庄有个什么办事处。
我们找到第三个洋车夫，说我们是学生，走累了，要坐车，问他知道不知道七贤庄有个办事处。他听了就说：“走吧。”
我说我们有6个人。他一招手，又来了两个洋车夫。他们把我们拉到七贤庄办事处的院子里，叫我们下来看是不是这个地方。
我们下车一看，觉得陌生，因为我们没在院子里走过。请洋车夫把我们带到传达室，这才问清楚了，这里是办事处的正门。我们给洋车夫付了钱，并向他们道谢。
这一件事，使我们懂得了，在城市活动，不记住有关的街道、门牌号码，是要出麻烦的。
第二天，我们全体上街，熟悉城市生活，分三个组结队到了南院门闹市区买东西，在市场上各自买了个人需要的物品，我买了一支派克笔，插在胸前的衣兜里，感觉自己俨然就是一个学生了。
这天我们逛了许多地方，因为有了头一天的经验和教训，逛起街来就踏实得多了。
在西安的第三天晚上，我们便从西安乘火车到潼关。在西安火车站上车时，发现有宪兵特务跟踪，我们便分散上车，然后再逐步靠拢。我坐到宪兵三团遣送家属回乡的车厢里。这些军官多是四川和广东广西人，我带着装有文件的箱子，坐在这个车厢里。
在车上，有个警察问我去哪里，我说回家，也就过去了。这些警察都怕惹宪兵队，不敢多问。在这里倒是很安全。
半夜，车到潼关，天正下着小雨，车上许多人都睡着了，我们下了车。到风陵渡，利用青帮的关系，很快渡过黄河，到了山西。由于袁晓轩的关系，我们搭上东北军骑兵五师北上的火车到洪洞，在洪洞买了车票，乘客车直达太原。
到太原，我们先到国民饭店，客满了，只好住在柳巷街的晋谷香饭店。晋谷香饭店多接待外国人，房费每人每天5块大洋，并且只供应西餐，也很贵。我们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只有4个东毫，不能在晋谷香吃饭，只好到街上就餐。
后来，为了方便联系工作，我们搬到阎锡山行政公署对面的一家旅馆(旅馆名记不得了),不久又住到太原南门外山西大学斜对面的迎宾馆里。这家宾馆只管住宿，不管吃饭。我们仍旧是到街上吃。有时一天吃两餐，有时就只吃一餐。当
时，住在太原各大旅馆里的人，许多是救亡人员、流亡学生和我党华北局机关的人员。我们情报组住在这里，是为了熟悉太原的社会情况。
在太原住下的第二天，情报组分成3个小组，老宋(他当过团参谋长，名字我记不清了)带领一个小组出发去张家口。
我带领的直属小组原定去大同，但老宋那个小组到张家口后，报告日军已经占领南口，张家口没人了，不好立足，我即通知尹先炳小组暂驻大同，我们这个小组仍然留在太原。
1937年9月的一天，即日军飞机轰炸太原开化市场的第二天，周副主席在太原成成中学八路军办事处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我到会听了周副主席的讲话。
他主要讲当前形势与任务，讲我党怎样领导人民对抗日本侵略者。他在会上分析了战局，指出太原是守不住的，我们一定要把救亡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大家要到农村去……
听了讲话，我对当时的抗战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我党的抗日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前敌总指挥部机关即将来到太原。
一天，彭德怀副总司令在阎锡山招待所打电话叫我去。我到了他的住处，总部二科副科长武亭也在场。
当天，在彭老总那里，我和武亭以及另外一个(记不得他的姓名了),谈到八月十五(农历)已过，往后天气会慢慢的冷，上五台山彭老总没有毛衣怎么行?他们2人推举我去给他买一件毛衣。
我当即骑上自行车，到柳巷街阎锡山办的一家实业公司，买来一件毛衣，交给彭老总。他接过毛衣只看了一眼，又看了我一下，没吭声，就解开外衣，把毛衣穿在身上了。
我和武亭根据彭老总的指示，带领总部机关人员，从太原乘火车去五台山，到五台县河边村下车。阎锡山的老家就在这里，我和武亭出面联系，让机关人员在阎家住了一宿。阎氏家人对我们还比较热情、客气，招待得很周到。
次日，我们骑马到了五台县城，与五台县长宋劭文联络，解决部队供应问题，然后步行到台怀镇。
在台怀镇，为了掌握五台山的社会情况，我带领侦察队走遍了山上的30多座寺庙， 一方面作寺院的工作， 一方面作安全保卫工作。五台山的寺庙里有许多年轻和尚，他们多数因家境贫寒来当和尚，在寺院里处境也很苦，所以他们迫切要求参加八路军，先后有3000人报名。我们虽然没有招兵任务，但他们态度坚决，我们只好个别吸收，先后吸收了1300多人。
此时，我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又按战斗序列受命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除指挥八路军外，还可以指挥其他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