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10-08 13:51:21 | 作者: 餐厅布草
这一天，机构负责人郑晓洁显得很激动，为了这些盲人能获得尊重，也为了这个机构能获得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合法身份，她足足奋斗了十年。
郑晓洁决定帮助盲人的原因很简单，她说，聋哑人通过助听器还能听到声音，肢残人通过辅助设备还能再次站立，但是盲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永远生活在黑暗中，很多盲人一生唯一的陪伴就是收音机。
2003年7月郑晓洁决定成立民间公益组织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以下简称红丹丹），主要为视障人士提供文化服务。
一直以来红丹丹和郑晓洁的工作受到了盲人们的欢迎，然而即使工作做得再出色，郑晓洁也面临找不到主管单位的尴尬。
由于服务对象是盲人，所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红丹丹的主管单位理应当是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为了能让红丹丹在民政部门注册成为民间非营利性组织，郑晓洁已经记不清楚找了多少次残联。残联有时回复称，残联本身性质也是社团，并非政府部门，在政府未授权的情况下，无法担任业务主管单位。有时还得到这样的回复，由于红丹丹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为视障人士提供文化服务，主管单位理应当是北京市文化局。文化局的回复是，由于红丹丹主要服务对象为盲人，因此主管单位理应当是残联。
受当时中国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限制，红丹丹只能在工商部门注册，以获得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法人资质开展活动，郑晓洁就这样成了红丹丹的法人。
在工商注册后的红丹丹，由于属于营利机构，因此无法享受募款、捐赠、免税上的社会组织待遇，随后问题接连而至。
即使可以营利，郑晓洁也从未向盲人收取过费用。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导致红丹丹很多助盲项目无法顺利地开展。
为了支持机构的运作，郑晓洁前往一些企业和基金会进行募款时，会被质疑利用残疾人赚钱。
为了交房租，郑晓洁只得用光了过去所有积蓄，还背负了二十多万的债务；为维持红丹丹的运作，他们甚至砸了儿子的储蓄罐，以至于朋友一看到郑晓洁的电话就以为是来借钱的而不敢接听，连她的母亲都直骂她是败家子。
2007年，北京青少年基金会给红丹丹提供了“活下去”的条件，红丹丹得以在基金会下设立了关怀与体验专项基金，专门支持盲童教育。
之后如果有捐赠单位或个人希望为红丹丹进行捐款时，郑晓洁都建议他们把款项打入基金会的账户，再由红丹丹向基金会提出申请，获得捐赠款。
除非有捐款人直接表明自己就很信任红丹丹，不需要这么麻烦，即便如此，郑晓洁也会为对方开具收据，并会在红丹丹的官方网站上进行透明公开。
到了2008年9月，北京市发布《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提出要认定一批“枢纽型”社会组织，对同一领域内社会组织进行领导，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职责。
至此，北京市妇联、市残联等组织才取得授权，可担任业务主管单位。郑晓洁看到这样的政策以后，又再次向残联询问主管单位情况，但初步试水的残联态度谨慎，郑晓洁的红丹丹仍被拒之门外。
不久之后，红丹丹又成为了首都慈善联合会的会员单位，得以间接参与政府购买民间服务。由于表现突出，红丹丹接连成为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购买民间服务的选择，近三年红丹丹获得政府支持高达近百万。
去年1月31日,北京市民政局首次提出，将探索研究推动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向业务指导单位转变,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和社会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在北京登记注册,无须再找业务主管单位,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消息一发布，郑晓洁即通过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递交了社会组织登记的申请表格，并由首都慈善联合会盖章。
今年4月12日，郑晓洁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中，北京市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下称北京社团办）工作人员高卫东向她推荐了两家会计师事务所，督促其履行验资手续。
很快，郑晓洁接到了北京市社团办的电话，敦促其准备材料，履行注册前的验资等手续。
5月21日，郑晓洁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民办非营利组织的营业执照，低头看了半天，除了不停念叨着谢谢，她什么都忘了。
今年8月8日晚，随国家大剧院三声钟声响起，三位话剧演员端坐在铺着深蓝色天鹅绒桌布的圆桌前，声情并茂地演绎着话剧《塞纳河少女的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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